| 毛泽东自传
爱德迦·史诺
（北流泉据“文革”小册子《毛主席的回忆》前三章录制）
（五）
第三章 革命的序曲
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当中，总共只花了160块钱，许多次的报名费也包括在内——在这笔钱里，大概有1／3花在报纸上，因为通常订一份报纸，总是按月1元。我还常常在书摊上买些书籍和杂志。我父亲责骂我浪费，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面。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，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之前，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、上海和湖南的日报。
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，母亲去世了，这样我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。那年夏天，我决定到北京去。当时很多湖南学生打算用“勤工俭学”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。法国在世界大战中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做工。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去北京学法文，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。在这一群出洋的学生中间，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，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为著名的激进分子。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，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，当时他已经40多岁了。可是直到1927年，他才加入了共产党。
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来到北京。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，而且新民学会还有补助，但我却并不想去欧洲。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太少了，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。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（现任中法大学校长）学习法文，我没有这样做。我另有计划。
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。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，到了以后，非马上找工作不行。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，我请他帮我找工作。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，这个人就是李大钊，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，以后被张作霖杀害。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，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——8块大洋。
由于我的职位低下，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。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，可是大多数的人都瞧不起我。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，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，如傅斯年、罗家伦等等，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。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，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，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南方土话。
但是我并不灰心。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，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。在新闻学会里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，例如陈公博，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；谭平山，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，以后又变成所谓‘第三党’的一员；还有邵飘萍。特别是邵，对我帮助很大。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，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。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。
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，还遇见了现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、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参加“三K”党的康白情（！！！——史诺）和现任南京教育部次长的段锡朋。
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强，我的思想也越加激进。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，用一句时髦的话，就是我正在寻找出路。我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，很受了些影响，我常常和一个叫朱谦友的北大学生，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。在那时候，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。
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清苦，可是在另一方面，这座古城的美给了我补偿。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，一个小屋子里住了七个人，晚上我们七个人挨得紧紧地睡在一个炕上，挤得透不过气来。当谁要翻身的时候，必须要预先警告睡在两边的人。但是在公园里，在故宫的广场上，我对于北京的早春，生了向往之情。当北海的冰面结着坚冰的时候，素色的寒梅正盛开着，杨柳枝头悬挂着水晶似的冰柱子倒垂在北海上，使我想起唐朝诗人岑参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名句。北京的无数的树木，唤起了我的好奇和赞美。
1919年年初，我和要到法国去的学生一同到上海，我的钱只够买到天津的车票。到了天津以后，我就没有办法向前进了。可是正象中国俗话所说“天无绝人之路”，很幸运地有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，他借了十块钱给我，使我能买到了一张到浦口去的车票。在往南京去的路上，我在曲阜停留了一下，去瞻仰孔子的坟墓。我到孔子的弟弟曾经洗过脚的那条小溪边，也到了圣人幼年生活过的小镇，曲阜大成殿旁边有一棵古树，我也在孔子一个有名的弟子——颜渊曾经住过的河边停留过，并且也拜访了孟子的生长地。在这次旅行中，我登上了泰山——山东的神圣的山。冯玉祥曾经在这里隐居，而且写过爱国的对联
可是，当我到了浦口，我又分文不名了。没有车票，更没有人可以借给我，我不知道如何能离开浦口。可是祸不单行，车上一个贼偷了我仅有的一双鞋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又是“天无绝人之路”，我又遇到好运气。在火车站外，我遇见一位从湖南来的老朋友，他成了我的“救命活菩萨”。他借给我买鞋子以及一张到上海去车票的钱，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。同时，对于我的新鞋特别当心。到上海后知道已经有笔款子募集好了送学生到法国去。同时，还为我预备了一笔钱回湖南，我送我的朋友们上了轮船之后，我就向长沙进发。
我所记得的，我第一次到北方去所值得纪念的旅行有这些：我在北海溜过冰，曾经绕过洞庭湖走过，又在保定城墙上绕着走了一圈，在《三国志》里有名的徐州的城墙，以及历史上有名的南京城，我都绕过一个圈子。最后我登上泰山，谒过孔墓，这些事情，在那时我觉得是徒步游湖南以外的有价值的成绩。当我回到长沙的时候，我的政治工作比以前更积极，“五四运动”之后，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学生政治活动上面。我主编《湘江评论》，一种湖南学生办的报纸，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。我在长沙还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——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，这个书社，而且特别是新民学会，都猛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——一个坏极了的人。我们领导了一次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，要求他去职，并且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——那时孙中山在那里已经很活跃——鼓动反对他，于是张敬尧禁止了《湘江评论》的出版，作为学生反对他的一种报复行动。
此后我又跑到北京，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发动了一场反军阀运动，新民学会又把反张斗争扩大为普遍的反军阀的运动。我担任一个通讯社社长，来策进这个工作。在湖南这个运动是得到相当成功的，张敬尧被谭延闿所推翻，在长沙建立了一种新的统治局面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新民学会分裂而成了两派——左派和右派——左派坚持一种更远见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的改革。
1919年，我第二次到上海。在那里，我又遇见陈独秀。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北京，当我在北大的时候，他之影响比任何人还大。那时候，我也遇到了胡适，曾经去拜访他，请他能赞助湖南的学生运动。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关于组织“湖南改造联盟”的计划，然后我回湖南开始着手组织。在那儿我觅得一个教员位置，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。那时新民学会有一个湖南独立的纲领——意思是真正的自治，对于北方政府非常不满。相信假使能和北京脱离关系，那么湖南的现代化当更为迅速。所以我们的团体极力鼓吹和北京政府分裂，我那时是美国的门罗主义与门户开放主义坚决的拥护者。
谭延闿又被军阀赵恒惕逐出湖南，赵恒惕以湖南自治为口号，达到了攫取他私人利益的目的。他假意拥护自治，提出中国联省自治的一种主张，可是当他一攫取了政权之后，却用着大力压制民主运动。我们的团体要求男女平等和代议制政府，赞成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政纲，我们在自己办的《新湖南报》上，公开鼓吹这种改革。有一天，我们领导了一次捣毁湖南省议会的话剧，省议会的大多数议员，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。这次暴动的结果，是把省议会里所张挂的充满着胡说八道和吹牛的词句的对联匾额，都扯了下来。
捣毁省议会的事件，被认为是湖南的一个大事变，把那些统治者都吓慌了。可是当赵恒惕握得了政权，他竟背叛了他以前所提倡的一切主张，反而猛烈地禁止一切民主要求，所以我们的学会把攻击的目标转向了他。我记得，在1920年有一段故事，那年新民学会发起了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的示威活动，这示威被军警镇压下去了，有些示威者曾经试想在会场升起红旗来，可是被军警所禁止，示威者指出依照当时的宪法第12条人民有集会、结社、言论的自由，但是军警们置之不理。他们说不管什么宪法不宪法，只知道执行赵省长的命令。从这次以后，我们渐渐相信只有由群众行动得来的政治力量，才能有力地保障改革现实。
1920年的冬天，我第二次以政治为目的，把工人组织起来，并且开始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所指导，并且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候能够找到的中文共产主义著作。有三本在我的思想上影响特别大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，我一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的解释之后，便从没有动摇过。第一本书是《共产党宣言》，陈望道翻译的，是用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，考茨基的《阶级斗争》和克尔古甫的《社会主义史》。到了1920年的夏天，大理论上——某种程度地也在实践上，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，而且从此以后，便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在同年，我和杨开慧女士结了婚。
（第一节完） |
